张谦和施兰茶为什么大国印度总是很难拿到奥运金牌

张谦和施兰茶为什么大国印度总是很难拿到奥运金牌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谦和、施兰茶】

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印度代表团最终以1金2银4铜的成绩收官。

尽管奖牌数没有如愿达到两位数，但来自田径、拳击、举重、摔跤、曲棍球和羽毛球的7枚奖牌已超过伦敦奥运会的6枚，创下印度百年奥运史以来的最好成绩。

其中，尼拉吉·乔普拉（Neeraj Chopra）在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男子标枪比赛中以87.58米的成绩斩获金牌。这不仅是印度有史以来第一枚奥运会田径金牌，也是印度奥运史上第二枚个人项目金牌，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一些人甚至将其视作为印度大国崛起献礼。

乔普拉夺金之后，总理莫迪、印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部长阿努拉格·塔库尔（Anurag Thakur）都发推祝贺，盛赞乔普拉书写历史新篇章。

《印度快报》对乔普拉获得男子标枪金牌的报道

印度尴尬的大国奥运之旅

一枚金牌能有这么大排面

是的！因为印度奥运“祖上”实在太穷了。从参加1900年第二届现代奥运会算起，印度时至今日总共仅获得10枚金牌和35枚奖牌。

其中，男子曲棍球是印度奥运史上最辉煌的项目，曾在1928年至1956年达成六连冠伟业，共贡献了8枚团体金牌，不过之后起起伏伏，逐渐丧失统治力。而在其他奥运项目上，印度竞争力更是乏善可陈。

在1980年男子曲棍球队夺得第8块金牌后，印度连续28年金牌都颗粒无收，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印度射击运动员阿比纳夫·宾德拉（Abhinav Bindra）在男子10米气步枪项目中夺魁，这才使印度在获得奥运会首枚个人项目金牌的同时，打破了印度几十年奥运无冠的尴尬局面。

宾德拉的金牌似乎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翻开印度奥运的新篇章，在2012年的英国伦敦和2016年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印度代表团金牌数继续挂零。

以里约奥运会为例，拥有13亿人口、经济总量排名全球前列的“大国”印度，仅收获一银一铜两枚奖牌——不仅被塔吉克斯坦、埃塞俄比亚等人均GDP未过1000美元的穷国甩在后面，还被巴林、斐济这样人口只有几十万的小国超过。印度在这届奥运会上的表现，只能说让人大失所望。

难怪印度

“全世界每隔四年都会花费数十亿美元竭尽所能羞辱印度中产阶级。随着奥运的进行，他们将印度获得的奥运奖牌除以印度的人口；他们反复提及那些人口只有印度零头的零头却拿了 件的限制，专注训练。

宾德拉的父亲是印度知名实业家，其本人则是一家科技公司的CEO。为创造最好的训练环境，老宾德拉甚至在自家后院修建了国际标准射击场，以及用于水疗的游泳池，并聘请专业教练团队指导宾德拉训练。因此，宾德拉的成功除了自身天赋和勤奋努力外，更离不开令人艳羡的“钞能力”，可以说是和古印度自备干粮、武器、马匹为国出征的刹帝利武士如出一辙。

宾德拉只是孤例，对更多印度运动员而言，解决经费一定程度上比如何提高竞技水平更为关键。

雪橇亚洲纪录保持者、三届冬奥会旗手希瓦·凯沙瓦（Shiva Keshavan）被视为印度最伟大的冬季项目运动员。然而，由于经费耗尽，凯沙瓦2006年都灵冬奥会后近两年时间被迫中断参赛，其2014年参加索契冬奥会的费用来自社会众筹，而非印度政府拨款。

缺乏经费使不少印度运动员无力投入全职赛训，转而选择进入铁路、警察、军队等“铁饭碗”部门半工半练。

这是因为，一方面政府公职收入水平较高且稳定，可以有效减轻他们的资金负担。另一方面，印度公职部门“摸鱼岗”众多，这意味着工作压力较小，可以让他们兼顾训练，如果在国际国内赛事中取得好成绩，他们还能因此获得升职加薪。

然而，这种模式毕竟是“委曲求全”，运动员们很难全身心投入训练备战，有时甚至不得不中断训练，其竞技水平自然缺乏保证。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金牌得主乔普拉早在2016年获得世界青年田径比赛冠军后，就以准尉军衔加入第四拉吉普特纳步枪团，而本届银牌得主举重运动员米拉拜·查努则在获奖后被曼尼普尔邦政府任命加入邦警察队伍。

乔普拉在比赛现场

除了运动员缺乏专门资助，印度在运动配套设施建设上同样远远落后。

蒂帕·卡玛卡（Dipa Karmakar）在里约奥运会体操跳马项目中夺得第四名的好成绩。然而，在训练过程中，卡玛卡甚至因为没有专业的跳马台，而不得不将防摔垫垒到1米多高作为替代。同样，由于缺乏专业训练设备和场地，凯沙瓦也不得不在雪橇上装上轮子，在公路上练习。

运动员们在如此环境下备赛，如果能够取得好成绩，简直可谓“巧妇完成无米之炊”。

印度体育主管部门的腐败、低效、不专业，同样严重制约着印度体育的发展。

例如，曾经战绩辉煌的印度曲棍球联合会，2008年因其秘书长受贿违规挑选运动员进入国家队而被取消认证。

再如，印度2010年举办英联邦运动会，官方预算从2003年2.3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6亿美元，这还不计入与赛事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堪称史上最昂贵的英联邦运动会。然而，这起严重腐败案中的涉事官员仍被选入印度奥委会，这甚至导致国际奥委会于2012年以政府介入奥委会选举为名，取消印度奥委会成员资格。

此外，印度各大体育协会极不专业且缺乏长期规划。

据《印度体育治理：2016》统计：全印27个体育协会中，仅有印度田径联合会主席由前运动员担任，仅有9家体育协会领导层中有前运动员，另有12家体育协会并未披露会长或协会成员相关信息；在未来规划方面，仅有2家体育协会有长远计划，大部分协会既未制定工作计划，也没设置活动预算。

事实上，大部分印度体育协会由官僚或政客担任，攫取政治利益、积累政治资本是其任内的主要职责，而推广相关体育事业并非其工作重点。这样莫名其妙的机构设置就难免产生一系列荒诞不经的“骚操作”。

例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印度体育管理局一度拒绝派遣卡玛卡的理疗师前往里约，声称理疗师随行是“浪费，并无必要”，直到卡玛卡进入决赛后，才迫于压力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

同样，在里约奥运会女子马拉松比赛上，由于印度代表团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忘记在指定地点为其运动员提供饮用水和运动饮料，致使印度女子马拉松纪录保持者加莎·奥查特里（O.P.Jaisha）居然因缺水而晕倒在赛场上。

Asianet News 报道截图

此外，里约奥运会印度代表团首席医疗官帕万迪普·辛格 (Pawandeep Singh)是名放射科医生，并无体育医疗相关经验。而他的父亲，是印度奥委会副主席——这位辛格医生如何当选上首席医疗官，答案已不言而喻。

印度的体育事业发展，还受到其社会文化的制约。

大部分印度家庭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接受正规教育实现阶级跨越，而运动由于前面提到的投入不足、基础设施配套不佳、体制积弊等问题并不被视为改变命运的有效方式。

同时，受种姓制度和社会分化影响，高种姓人群将体力劳动视为身份低位的象征，因而不愿投入体育事业中；而占人口大多数的低种姓人群由于贫困，面临营养不良、缺乏设施、缺乏选拔的挑战。这也就意味着印度虽然有巨大的人口优势，但真正能参与体育运动的人口严重不足，尤其难以转化为参加国际体育赛事的竞争力。

此外，印度社会最为流行的运动项目如板球（cricket）、卡巴迪（Kabaddi）均不属于奥运项目，而其它运动项目在印度普及程度相对较低。相应地，由于缺乏关注度，不少运动项目在印度商业化程度不高，这导致参与资金不足，无法带动形成人才培养、设施建设、后勤保障等环环相扣、良性循环的体育产业生态。

印度体育仍不断进步，潜力不容小觑

客观而言，遭遇 2016年里约奥运会滑铁卢之后，莫迪政府对奥运会及整个体育事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印度前任青年事务与体育部部长里吉朱（Kiren Rijiju）2020年也曾表示，希望将印度打造为体育“超级大国”。近年来，印度政府也采取了诸多改革措施，努力解决长期困扰印度体育发展的积弊。

例如，印度2014年发起“奥运领奖台计划”（Target Olympics Podium Scheme），该计划为印度最顶尖的运动员提供资助、训练设施支持以及后勤保障团队。比如今年在东京奥运会夺冠的标枪选手乔普拉就得到“奥运领奖台计划”的支持。

再如，印度2018年发起“竞技印度”（Khelo India）计划，旨在通过发掘体育人才、完善体育赛事和基础设施，从草根层面建立体育文化。每年，该计划都会为1000名印度青少年提供长达8年每年7000美元的奖学金，帮助其接受体育训练，从而解决长期以来印度家庭不愿让孩子进入体育事业的困境。

此外，印度还改善了潘迪特·德雅尔·乌帕德海耶国家福利基金（Pandit Deendayal Upadhyay National Welfare Fund），该基金旨在资助昔日优秀运动员，帮助其在退役后能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作为补充，诸如“奥运金牌求索”（Olympic Gold Quest）和“JWS体育”等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开始为印度运动员提供资金支持。

或许，“一金难求”的日子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以至于我们很难理解印度再次获得奥运金牌后的举国欢腾；亦或许，我们会对印度网民“即使没有金牌印度仍是体育强国”的乐观精神付之一笑，但我们仍应注意到印度正努力扭转其奥运糟糕表现。

尽管印度离奥运奖牌榜前列仍有一段距离，但未来，我们也许能看到更多优秀的印度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展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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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以球五峰筑梦延续35年的业余足球赛助力乡村振兴

第二十七届“五峰杯”足球赛现场

这是群众体育的盛事，这是乡村振兴的华章。

近日，全国唯一的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紫云即将举办一场名为“五峰杯”的足球赛，该赛事因山而名、因人而兴，源于1989年8月在县城五峰山下举办的首届青少年足球运动会，历经35载风雨洗礼而巍然屹立，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主抓、协会主责、全民主动”的浓厚氛围和办赛机制，越来越多的业余足球爱好者融入其中，实现了心中的足球梦，有力推动了紫云“文化+体育+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描绘了体育强国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

在热爱与执着中应运而生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国家的体育事业快速发展，足球运动也在紫云的各中小学开展起来，广大足球爱好者还自发组织了6支业余球队，闲暇时间相约交流切磋。1989年，紫云的足球爱好者突发奇想，自主举办一场比赛，给全县广大足球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和提升的平台。

泥地里开展的“五峰杯”足球赛

说干就干，由全县各个业余队成员组成组委会，在紫云电大召开筹备会。万事开头难，举办一场比赛和平时两个业余球队间的相约较量差别很大，加之紫云当时的经济欠发达，场地、资金、海报等一桩桩一件件都成了难题，但一腔热血的足球爱好者们没有因此而放弃，而是认真思考对策，一一破局。

“由于球场年久失修，我们就将球场划分成六块，每支参赛队伍负责修缮一块，大家拿起锄头、铁铲等简易工具自行挖土、运土、平整场地；没有球门，就用小树捆绑成简易的球门；没有资金，我们就分组去体育局、去学校等各家单位‘化缘’；没有统一的球服，就穿简单的T恤上场；没有海报，就自己动手画，我们第一届的海报还是现在的足协主席任克涛画的嘞。”回忆起第一届“五峰杯”足球赛，当时的组织者之一王凯俊滔滔不绝，嘴角也不自觉地上扬起来。

“五峰杯”足球赛领奖时留影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1989年8月1日，第一届“五峰杯”足球赛在这样的热爱与执着中正式拉开序幕。

谈及比赛日期为何定在8月1日时，王凯俊说“因为那时候学校都放学了，县内外求学的足球爱好者都可以参与进来，更有人气也更有意义。”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边球发不了，铲球一身血。尽管条件如此恶劣，但也阻挡不了球员在赛场上肆意奔跑。第一届“五峰杯”的成功举办让组织者们信心倍增。从此以后，每年8月1日，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炎炎烈日，紫云“五峰杯”足球赛都照常开赛，成为目前全国连续举办时间最长，参与最广泛的民间业余足球赛事。

在“变”与“不变”中传承发展

体育场里人声鼎沸，绿茵竞技激情洋溢。

从“越野”足球到“沙滩”足球再到如今的“绿茵”足球，经过35年的传承与发展，紫云“五峰杯”足球赛的场地越来越好了。

在激烈的竞技中，观众席地而坐为运动员们助威。

不仅如此，35年来，紫云足球爱好者发扬“不怕困难、不甘落后、不断进取”的精神，精心组织比赛，并在2008年引入商业冠名等招商手段，比赛的组织、规模、水平都得以有力提升，比赛队伍最多的时候达50多支，数百名足球爱好者参与，近万名观众到现场观看比赛。随着比赛规模扩大，成人组、少年组、少儿组、女子组4个组别的划分逐渐出现，在全县掀起了足球热潮，每年的8月初都成了紫云球迷的节日，最热的时候有“不会踢球的娃不是紫云人”之说，有力推动了紫云的全民健身运动。

如果说紫云足球爱好者“不怕困难、不甘落后、不断进取”的精神，是“五峰杯”足球赛快速发展源源不绝的动力；那么紫云县委、县政府对体育事业及全民健身的重视，则是“五峰杯”足球赛长盛不衰的基石。

足球解说现场

1990年紫云县委、县政府从有限的资金中挤出部分资金修建了足球场，铺设了煤渣跑道；1992年，紫云率先成立全国第一个县级足球协会；2014年起，县二中、县民中先后修建塑胶足球场，改变了紫云没有11人制塑胶足球场的历史；“十三五”以来，紫云陆续在全县各乡镇(街道)及中小学建成近30个标准化足球场……多方协同、共同发力，“五峰杯”足球赛迈向正规化、专业化、标准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名气也越来越大，成为周边县、市乃至全省比较有影响力的一项重要民间业余足球赛事，并在2018年被授予贵州省民间品牌赛事，紫云也被评为贵州省足球运动优先发展县。

“今年，我们将全县范围内的小学足球精英集中招录进入三中，扩充足球训练队的规模，建设足球运动员梯队,优化提升紫云足球运动员整体水平。”足球专业毕业，在三中任教的母小本老师高兴地说。“不仅如此，县委、县政府还将我们三中作为体育模块化教学试点，在校学生可自行选择喜欢的体育运动，选定之后进入为期一学期的专业教学，逐步弥补紫云体育教育的短板,全面提升紫云体育运动员的水平，紫云的足球教育乃至体育教育更加专业化，更加未来可期。”

医疗保障，让球员安心比赛。

今昔对比两重天，初心不改愈弥坚。虽然今日的“五峰杯”，场地、规模、水平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紫云人民始终秉承“享受绿茵、享受生活、享受快乐”的足球理念，传承“不怕困难、不甘落后、不断进取”的“五峰精神”，始终在“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的氛围中不忘初心，始终在“挥汗如雨、强健体魄”的竞技中提升自我，始终在“奉献自己、追逐梦想”的征程中勇毅奋进。

在坚守与突破中助推乡村振兴

1992年，紫云“五峰杯”足球赛实现了外县队伍参赛“零突破”；2017年，实现了外籍球员参赛“零突破”；2018年，实现了职业球员参赛“零突破”。今年，紫云“五峰杯”足球赛也将实现多个突破，一是紫云县委、县政府把办好“五峰杯”足球赛作为避暑纳凉旅游旺季，以赛促旅、以赛促游系列赛的主要赛事。二是参赛足球队将在地域上再次实现突破，实现省外球队参赛“零突破”，大大提升了赛事的竞技档次、观赏性和知名度。

泥泞中的比赛，体现出紫云人民对足球运动的热爱。

35载的坚守与突破，让紫云“五峰杯”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不止有力提高了紫云的足球水平，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爱上足球，爱上体育运动，成为体育运动的佼佼者，邓小佳、韦章娅等优秀足球运动员凭借足球特长被特招进入贵州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学习，“光速少年”岑小林、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铜牌获得者胡光剑、马拉松冠军岑万江等体育名人不断涌现出来。“五峰杯”也逐渐成为紫云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名片”，为紫云带来流量，直接、间接拉动紫云旅游、餐饮、住宿、交通运输等行业增收。2022年，紫云“五峰杯”足球赛为周边产业直接和间接带来近千万元的收入。

“近年来，我们通过‘以赛促健、以赛促文、以赛促旅、以赛促游’的新模式，持续推动了体育产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有力带动了紫云文化、旅游等产业发展，促进了紫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紫云自治县文体广电旅游局体育活动指导管理中心负责人李超说。

尽管赛场简陋，运动员们依然不离不弃，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除此之外，紫云不断拓宽文体旅融合发展思路,结合“南北中”复合景观旅游资源,充分发挥格凸河景区龙头作用,规划实施了集商业、经济、文化、旅游为一体，提供包含购物、娱乐、美食、住宿等一站式服务的印山城市更新项目，建设了翠河漂流、黄鹤营温泉度假村等乡村特色户外运动消费场景，打造满足全家庭成员、全年龄段、多层次、多样化户外休闲需求的消费场景，让省内外的足球爱好者在今年的“五峰杯”足球赛事期间，可以沿着“漂翠河、泡温泉、逛印山、游格凸”的旅游路线观赏紫云美景、品尝紫云美食、 感受紫云文化、静享紫云慢生活，实现用体育赋能乡村振兴，富了村民的“口袋”“脑袋”，赛出美丽乡村新气象，踢出乡村振兴加速度。(于以迁）

紫云自治县委宣传部

（紫云自治县文体广电旅游局 供图）

深圳宝安SUNNY足球队每周踢一场球是他们坚持了16年的约定

3月25日下午，新安街道大宝路运动公园足球场内，一场足球友谊赛热火朝天地进行。对于SUNNY足球队的队员来说，这样的一场球赛是他们每个周末的“约定”。当然，这一天对于他们来说更加特殊，因为SUNNY足球队迎来了成立16周年队庆。

SUNNY足球队吸引了一批足球运动业余爱好者，每年举办一次内部赛。

2007年3月25日，在宝安中心区诞生了一只业余足球队——SUNNY足球队，成员都是宝安本地的足球爱好者，平均年龄20多岁。球队成立之初，队员们只是想着每周踢一次球，锻炼身体，没想到这一踢就是16年。

“创队过程中，我们确实经历了不少挫折。”徐渊明是球队创始人之一，他介绍，16年的时间里，球队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吸纳球员，从10余人发展到稳定的58人。虽然有些队员离开了深圳，但都会如期参加一年一度的内部赛事。

2022年8月27日，球队在新安街道海裕社区第二届“党建杯”足球赛上荣获冠军，这是成立以来获得的最好成绩。在此之前，球队组织参加过金威啤酒厂举办的2010年世界杯模拟赛、宝安足球协会举办的业余联赛及新安街道历年来举办的“新青杯”比赛等各类赛事。

球队技战术水平不断提升，凝聚力也越来越强。每到比赛前，队员们就早早到达球场进行热身。而赛后的分析讨论，更是让一支业余球队感受到职业足球的魅力。“我们在业余比赛上踢出了专业范儿。”球队摄影师莫飞强感慨道。

社区工作人员、企业职员、自由职业者、个体老板……SUNNY足球队的队员来自各行各业。“球队能坚持到现在，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对足球的那份纯粹的热爱。”特意从江西赶回来参加16周年队庆的队员易卫平坦言。

“一支业余球队如果没有凝聚力，是很难坚持下来的。”这16年球队经历的大小事情都令郭子谦记忆犹新。但他看来，快乐与健康始终是这支球队追求的目标。在今年的队庆活动上，球队不仅为每名队员发放纪念品，还为队员及家属订制了一件纪念衫。

宝安日报全媒体

编辑 汪文成

亚运男子万米冠军涉药金牌被剥夺，中国获益，巴林成兴奋剂重灾区

北京时间9月18日消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男子10000米冠军、巴林选手哈桑-查尼因服用兴奋剂被禁赛4年，2024年解禁，这意味着他将无缘东京奥运会。查尼的亚运金牌被剥夺，原本获得铜牌的中国选手赵长虹将递补获得银牌。雅加达亚运会，巴林所获的12金都来自田径项目，金牌数与中国田径队不分高下，不过因为兴奋剂，12金中，已有3金被剥夺。如果说俄罗斯是欧洲涉药的重灾区，那么亚洲非巴林莫属。

在年初的一次药检中，哈桑-查尼的兴奋剂检测呈阳性，他被美国田径联合会（AIU）以兴奋剂的罪名禁赛，禁赛时间为4年，直到2024年。在近期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查尼多次解释自己服用药物的原因，并争辩说是因为高原训练引起的，但这个说法被专家小组否定了。

查尼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服用兴奋剂的事实，但包括拉图什尼在内的三位体育资深专家提供了铁证，在证据面前，查尼尽管还是为自己辩解，但血样与兴奋剂相符，最终没能逃脱被禁赛的处罚。不仅如此，查尼在2017年8月到2020年3月期间取得的成绩都被取消。

32岁的哈桑-查尼出生在摩洛哥，后来转战巴林。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男子10000米比赛，查尼以将近25秒的优势击败了同样被巴林征召的前肯尼亚田径选手亚伯拉罕-切洛本，夺得金牌。

随着哈桑-查尼的金牌被剥夺，切洛本有望递补夺得金牌，当时夺得铜牌的中国选手赵长虹则递补获得银牌。

查尼还代表巴林参加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但没有完成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巴林代表团失去的第三枚雅加达亚运会田径金牌。整个亚运会，巴林代表团一共获得12金，而且都来自田径项目。在田径项目，巴林和中国不分上下，两国都获得12枚金牌，中国（12银9铜）靠银牌优势惊险胜巴林（6银7铜）。

如今，巴林所获的12枚田径金牌中，已经有3金因为兴奋剂被剥夺。今年7月，巴林失去了男女4X400米接力和女子400米栏的冠军头衔。女子400米栏的冠军阿德科雅是从尼日利亚转籍到巴林的，她在亚运会创造的该项目赛会纪录同样被取消。

近几年，巴林归化了多名非洲田径好手，竞技成绩大幅度提升，在2018年亚运会奖牌榜力压泰国、中国香港，逼近前十名。不过随着选手服用兴奋剂接二连三被曝光，巴林的成绩大打折扣，中国田径在亚洲依旧还是霸主。

如果说俄罗斯是欧洲兴奋剂的重灾区，那么巴林则是亚洲地区使用兴奋剂较多的国家。特别是在多位归化名将因为兴奋剂落马后，巴林田径要想捍卫中国的霸主地位，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