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科学文学电视的交点上赵致真创作访谈

他站在科学文学电视的交点上赵致真创作访谈

姚利芬

从《欢迎你，哈雷彗星》到《播火录》

赵致真：我的科普电视片处女作是《欢迎你，哈雷彗星》。1985年，我从长江航运管理局创作室调到武汉电视台任副台长兼专题部主任。适逢哈雷彗星1986年回归的前夕，全世界的媒体争相报道。美国科学促进会还酝酿了一个“2061工程”——在哈雷彗星下次回归前大幅提高美国国民素质。但我们国内反响相对淡漠。我决定做个电视片试试看。那时的武汉电视台只有100多人，设备简陋，素材来源更极为有限。我们靠最原始的办法，制作了一部15分钟的电视片， 取名《欢迎你，哈雷彗星》，前一天刚送到中央电视台，第二天便在晚上黄金时段播出了。后来获得了全国专题节目一等奖、优秀 解说词奖。我深深震撼于电视的神奇功能和强大影响力。这次初试牛刀，成为我决心办好科普电视的起点。

接着我拍摄了《我们应该长多高》《当我们站起来之后》《怪坡揭秘》。1994年，我们拍摄了《当彗星撞击木星的时候》，除了及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还作为主要宣传片对公众放映。在英国拉夫伯勒举行的国际科学与传媒大会上，这部片子获得了优秀节目奖，成为我们走向世界的开端。

此后,比较重要的作品有《追寻永乐大钟》，在巴黎国际科技电视节上，和BBC等世界大台选送的节目同台竞技并获得大奖， 接着送到里斯本电视节、布达佩斯电视节又接连获奖。我清醒地认识到，不是我们的制作技巧特别高明，而是中国古代科技的伟大成就,令国际同行深深惊讶和叹服。武汉市政府以为我对做钟很有研究，就把全市迎接新千年的重点工程交给我们——在武汉黄鹤楼上铸造一口21吨重的“千年吉祥钟”。其中的故事起伏跌宕，险象环生。

还有个小插曲，我们先后聘请五位专家写“钟铭”，可惜都不合用，最后临到浇铸， 我只能自己操刀，并登在《武汉晚报》上公示。为避免有掠美之嫌，随后出版的《武汉千年吉祥钟》一书的附录中收进了全部五位老师撰写的“钟铭”原文。

2000年，我们摄制了另一部片子《守护敦煌》，获得多个国内奖项和巴黎电视节主席特别奖。我离开电视台长位置之前做的最后一部片子是《我们的宇宙》（3集），播出后曾受到多位天文学家的赞扬。几家出版社商量出版光碟和书籍，但由于我对其中太多的数据没有进一步核实，不敢贸然付梓，又抽不出时间仔细考订，一直拖到今天。

作为电视台的“一把手”，我的这些科普电视片，都是在完成全台宣传、经营、管理工作，并在撰写许多时政、文教题材电视片之外挤出时间完成的。

赵致真：我最为呕心沥血、敝帚自珍的作品，要首推《科技与奥运》。2008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后我便下定决心，在中华民族百年梦圆的历史时刻，“科技之光”不能缺席。完成这部片子所经历的曲折艰辛难以尽述。我和“科技之光”的几个骨干在绝望中一度准备卖房子筹措资金，其实那个时候房子并不值钱。最后找到交通银行赞助了200万元。真正的“贵人”是央视体育频道主任江和平， 他在明知主要领导态度的情况下勇于担当， 为我们创造了最优厚的创作和播出条件。 《科技与奥运》是典型的“硬科普”，涉及各种力学原理，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迄无结论。我钻研了海量中外书刊和文献，并请北京大学工学院武际可教授担任顾问。当时栖身的居民楼天天有人装修房屋，如同坐在“响鼓重槌”中，以致我多次跑到地库的轿车里写作。这部35集系列片得到科学界高度认可，文字稿成为高教出版社《大众力学丛书》的第一本。我还被评上了北京奥运会先进科技工作者。《科技与奥运》没有做成“应景”的“易碎品”，体育运动中的力学原理不会过时，这部作品也因此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又一件举国盛事，而百年世博恰好是近代科技史的一个现成框架。撰写20集《世博会的科学传奇》，最大的劳动量仍然是阅读。我在后记中写道：“恍然回到青年时代舍生忘死的高考阶段，但这次要考20多门功课”，“我们在家里两面墙上挂了一张3米长，1.5米宽的塑料布，制成一个巨大的表格，横栏列出历届主要世博会， 竖栏列出蒸汽机、航海、火车、汽车、电气等不同选题，上面逐渐贴满了繁星般的几千个小纸条，记载着不同世博会的不同事件”。为查证落实人物事件的来源出处，我们向全世界相关机构发了上百封电子邮件。每天夜里11点出门，开车到长安街溜一圈，回来后继续工作到凌晨2点。直到上海世博会开 幕，还有7集内容没有抢出来，只好把准备好的资料忍痛放弃。这部系列片在央视国际频道播出，同时参加了上海世博园展映。

我最在意的作品还有《欢乐与智慧同行——2012龙年科技春节晚会》。创作一部“科技春晚”是我多年的心愿，这是一场两个半小时的晚会，我撰写了全场的串词、相声、小品、歌词，多次开车到工厂安排道具制作。节目摄录时和同伴熬夜到通宵。在当年全国上百场春晚中，这是花钱最少、明星最少、演播厅最小的春晚，但却是中国第一台“科 技春晚”，也是后来各种“科技秀”的先声。在中国广电学会举办的全国“春晚”评比中，《欢乐与智慧同行——2012龙年科技春节晚会》获得最佳节目奖、最佳创意奖、最佳导演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老局长刘习良曾经在电话中勉励我，要把“科技春晚”做成一个品牌。可惜看到这个节目的人太少了， 节目是腊月二十八中午1点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的。还有一段小故事，“科技春晚”本来说好了与湖北电视台联合摄制，原定在湖北卫视大年初二黄金时段播出。岂料湖北台台长突 然被调走了，新来的台长临时执意把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改为晚11点半到凌晨2点，成了真正的“衣锦夜行”。而众多热爱科学的观众根据节目预报准点收看“科技春晚”时，发现换成了湖北台的“春晚集萃”，其中竟然有和尚唱经的节目。一时舆论哗然，纷纷指责“传教顶替科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简报中严肃批评了湖北电视台的失当。

《播火录》是我制作科普电视片以来， 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一部系列片。起源于20年前的老朋友钟制宪看了《世博会的科学传奇》觉得“不过瘾”，她侠肝义胆筹措资金，希望再拍摄一部“姐妹篇”。如果说世博会上登场的主要是发明家、企业家、工程师，这次要把目光转向主流科学家。我在 后记中写道：“熟读二十四史，就像对人生博弈的各种‘棋谱’‘残局’了然于心，能从中学习经验，避免错误，增加选项。读史的确使人睿智。然而，我们民族的历史也有 欠缺。翻遍卷帙浩繁的黄卷，鲜有近代科学实践的内容。可见我们向历史学习，还需要打开另一扇门户——世界近代科学史。我们无论怎样翻箱倒柜，也无法从经史子集中找到等价物和替代品的。”我把几十年“积攒”的有趣故事汇拢到一起，打破国界和时代界限，按照人文价值归类。但并非“主题先行”，通过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最后写出的篇目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初设计的框架。我们的团队走遍了世界各地，获取大量生动的第一手资料。2016年完成的《播火录》第一 季14集，在北京电视台和互联网上播出后得到好评。目前正在摄制第二季。“对选材从苛从严，宁遗毋滥；对史实追本穷源，匡谬归真；对歧异慎思明辨，择善而从。”这是我们创作《播火录》的基本守则。

科普电视片的立体化传播

赵致真：我的电视片都是先有文字稿，再严格按照本子拍摄的。我一向反对把电视的脚本说成“解说词”，球赛和旅游节目才用得上“解说词”。我写的“电视文学稿”都是直接 拿来出书的。《科技与奥运》对应的图书是《奥运中的科技之光》，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全国青少年百种 优秀读物推荐书目”。《世博会的科学传奇》 衍生的图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造物记》，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普图书一等奖。《播火录》的情况有所不同，电视片拍摄之初，就明确定位以出书为主，电视台播出为辅。

我对书的情感是自幼养成的。这些年虽然在做电视，仍感受到书的生命力更持久， 影响力更长效，文化品位更高档。在喧闹一时的屏幕上，只有经过淘洗，达到一定层次的影视作品才值得出书。这也是电视片“修 成正果”的很好归宿。特别现在能够通过扫二维码在纸媒上看视频，书就更加功能齐全了。拿我们拍摄的小实验《神奇科学》来说，从来没有在任何电视台播出过，迄今为止，重版不下7次，发行量达几十万册。

赵致真：我的几乎所有科普电视片脚本，都作为“科学散文”在报纸杂志发表过。真正有点影响的科学散文是《我们的灵与肉》， 有20000字，漫谈人类精神和躯体的关系，以及心理卫生的体悟。这是2003年我被香港科技大学聘为“包玉刚杰出艺术家”后，为了给学生们演讲准备的稿子。当时香港由于“非典”流行，各种公共集会停止，演讲未能如期进行。讲稿发表在《十月》杂志上， 获多家媒体转载，并收进2004年的《中国最佳随笔》。另一篇《怎一个“老”字了得》， 有23000多字，讨论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问题，是我应《当代健康报》邀请到济南做的报告，众多媒体不断转载。这些演讲都是急就章，因为其中有些数据和表达还需要进一步核对，所以我也没敢付梓出版。

“我发表的科普评论都是在为科普电视争生存”

赵致真：首先我不是因为写作和编导电视片而成为“科普人”的，我最早是以推动科技在荧屏上传播而进入“科普圈”的。 1987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荧屏，莫让科学叹息》，引起时任广电部长艾知生的关注和批示，并收进次年《广播电视年鉴》。我发表的科普电视评论，大都是为一些重要会议准备的发言，譬如1996年全国第一次科普工作会议上的《电视应担负起普及科学的道义责任》，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1999年全国第二次科普工作会议的发言《深情奉献，科技之光》，刊登在《人民日报》千禧版上。其他诸如《中国电视和中国科普》《开办电视科技频道是中国科普的当务之急》《对中国科普现状的忧思和建言》等，都是在不同的国际、国内论坛上的讲演稿。《三网融合与中国科普电视的新生》，则是为国家“863”计划写的报告。这些文章的主题非常单纯，全都是为科普电视争生存、争地位、争权利、争名分，后来集中到呼吁开办电视科技频道。这次2018年科普作协年会上的发言《中国科普电视的历史经验和起死回生》，就是我在新时代的又一次建言。我多次说过，我的人生很失败，自己一 辈子的追求和主张未能实现，但也能坦然面对，失败不过是没有成功而已。

文科出身的“科普人”

赵致真：我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很喜欢数理化，成绩也在全年级名列前茅。1962年高考前很想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 我的一个长辈亲戚还在那里担任总支书记。她委婉地告诉我打消这个念头，因为我父母1957年被双双划为右派，那时虽然摘帽了，仍然怕政审过不了关。后来我读了武汉大学中文系，但始终关注科学发展，几乎购买了那个年代能买到的所有科普书籍。“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分配到山西煤矿中学，教过“工业基础知识”，为学生设计制作科学教具，在煤矿机修厂参加车工、钳工、锻工、铸造劳动，为矿工安装修理半导体收音机，冲洗放大照片。这些经历对我后来从事科普种下了很深的因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调回武汉，我几乎订阅了所有严肃的科普期刊。1999年，我已经担任武汉电视台台长，受命负责在黄鹤楼上铸造21吨的“千年吉祥钟”，从选择厂家到设计方案和铸造工艺都要拿主意。我调侃说，这一年等于读了半个铸造专业。

我在《科技与奥运》再版前言中写道：“我一向对‘文科出身’和‘理科出身’心存疑虑。二十来岁年纪，读了四五年大学（在我的时代，不少人进校便遇到‘文化大革命’），怎能从此贴上一成不变的‘出身’标签 人的学习是终身的，知识构建和事业重心也可以不断改变。”

如若真要分“文科人士”和“理科人士”，早在高中就基本定型了，如同全能干细胞已经分化为多能或专能干细胞。大学文科、理科不过让他们类聚群分，各适其适而已。

赵致真：在山西煤矿期间我便为当年的“文艺调演”写剧本，主编《矿工文艺》。 1978年我在《长江文艺》发表第一篇正规的小说《在中秋节的圆月下》。此后写过电影剧本《难忘的岁月》，得到马烽、李准等名 家推荐和崔巍、马德波等电影界前辈肯定， 回到武汉后写了电影剧本《水上年华》，发表在《艺丛》杂志上，因为各种原因最后都没有投入拍摄。1982年在《青春》杂志发表的小说《调动之后》被《小说月报》和《新华文摘》转载，英语版《中国文学》译介到海外。先后在《人民文学》《广州文艺》《奔流》《四川文艺》《芳草》《青年作家》等期刊发表小说和报告文学，1984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集《小巷的琴声》，次年出版报告文学集《黄鹤百年归》。按照正常生活轨迹，我应该在文艺界待下去了。当年武汉市打算调我担任市作协领导职务，考虑到父亲正担任市作协主席以及文艺界复杂的恩怨，便毅然抽身文艺界来到了电视台。

文艺创作经历对我科普写作的最大影响，是电视文字稿要按文学标准来写。无论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都力求“郁郁乎文哉”。记得我在科普作协的会上说过，“科普作家比起其他作家，不应该是少了些文采， 而应该是多了些知识”。我自己的科普电视片文稿《追寻永乐大钟》《守护敦煌》《五环旗下的马蹄声》，都曾在《十月》杂志上发表，有些作品被《新华文摘》选用，收入中国作协每年度的《中国散文精选》。2014年 1月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科学与文学相遇的地方》，呼吁科学家和文学家互相走近。

科学诉诸理性，文学诉诸情感。我写科普作品，仍然是把爱憎、价值和激情作为灵魂的。

我从来不写关于创作经验的文章，也不看这类文章。创作是很个人的事，要在实践中自己逐渐感悟。没有什么秘诀可以直接传授。

赵致真：没有基本的科学知识，根本谈不上科普创作，连一般的文学艺术创作也不应违背科学常识。我在《大众力学丛书》十周年座谈会上有一段发言说，我初到电视台，“常常感受到周围‘文科思维’的误区， 譬如中央电视台的开播片头，两个电子在不同轨道绕核转动，突然相向碰撞而发出闪光，只考虑视觉效果，完全不顾科学原理。直到现在， 开场的地球都不按照23.44°的倾斜角自转，这本应是普及四季形成知识的好机会。再譬如当年我们台的少年 合唱团演出著名儿歌《种太阳》，‘一颗种到南极，一颗种到北冰洋’，为孩子灌输错误的概念。我后来开办《科技之光》节目，招聘的近40个

但“理工科背景”也有局限。首先现代科学分支越来越细，知识更新越来越快，科学界内部也同样隔行如隔山。何况还有学说门派的歧见。而专业知识艰深到一定程度，就超出了科普的“光谱”范围。

我认为有两种能成功实现科普的模式：一种是双脚站在科学家队伍中，凭借权威的专业知识，向公众生动通俗地讲解自己本职的工作；另一种是双脚站在公众的行列中，凭着对科学的基本功底和学习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弄懂各种相关知识再讲述给公众。美国科学大师约翰·惠勒说：“要想了解一个新领域，就写一本关于那个领域的书。”可见科普写作不一定是把肚里现成的学问倒出来，也完全可以“临阵磨枪”和“现买现卖”。

和世界优秀科普作家相比，我们的主要差距不是知识错误和硬伤过多，而是缺乏机智幽默的情趣、宽广辽阔的视野和博大深厚的人文情怀。

“我想用时间换作品”

赵致真：我的作品和我本人都获得了一些国内外奖项，这无疑是件愉快的事，获奖是一个重要尺度，是社会对你劳动成果的一种肯定形式，但也不能过分在意和当真。譬如我获得1999年意大利普利莫·罗菲斯国际科普奖，难道中国送别的候选人去参评，就一定评不上吗 我觉得当年比我有资格的 人很多，见到有好心的报道说这个奖是科普界的“诺贝尔奖”，我就会脸红。我还当过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卡林加奖的中国候选人，但却落了榜，这和国际的政治气候、评委的个人倾向、候选者的数量都密切相关。我当过巴黎国际科技电视节、蒙特利尔国际科技电视节、欧里亚克电视节、里约热内卢电影电视节的评委，深深知道评奖中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对这些奖当然要争取， 也要尊重，但如果认为都是神圣的金标准和金桂冠，则未免“捡根棒槌当了针”。我的 《播火录》中用4集写《另眼看诺奖》，可以算是我对这类问题集中的观察和思考。

赵致真：我现在一起床就坐在电脑前，每天至少工作12个小时。写作的主要资料素材贮存在许多大容量硬盘中，一百年间的《科学美国人》《伦敦新闻画报》《大英百科全书》《美国大众机械》等，电子版有好几个TB，胜过了我满屋子的书籍。和《科技之光》的伙伴们通过各种云盘传递视频素材，学习操作常用的软件插件，也算“乱打三年成教师”了。今天做学问真是幸福。我还暗自庆幸当年在高中学的是英语而不是普遍开设的俄语，使我不但在电视台翻译过两部系列电视片，还大大有助于今天在网上畅意遨游。

回忆15年前我写《怎一个“老”字了得》时，还是以局外人和旁观者的身份侃侃而谈，今天真轮到自己“进入角色”了。我在《播火录》后记中说，“我已经过了古稀之年。早该走生命的下坡路了，却还在坚持年年爬坡。人们用钱买黄金为了保值，我想用时间换作品，也是生命的保值。”我在北京出版社70周年社庆时发言说，“每完成一部文稿，便会减少一分对离开这个世界的恐惧和遗憾。”我当然有自知之明，自己写下的这些文字有多大价值 我到过多个世界级的 大图书馆，那书籍海洋里的每一滴水，都是我所不认识的人、在不知什么时间地点撒下的心血。我的这点涓滴之劳也将汇入其中，想到这里，心中便会充满温暖的情感。

眼下先把《播火录》后14集写完拍好， 把几本齐头并进的书完成，再和伙伴一起争取把酝酿多年的几个电视片做出来，还要留点时间和清醒写写回忆录，经历过如此动荡多变的岁月，一个老人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时易逝，心徒壮，岁将零。”我希望能实现最后的人生目标。

（采访者姚利芬为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科普创作》执行编辑）

转载于《科普创作》2019年3月 第1期

足球报女足球员欧阳玉环16岁踢U20两场4球，实属天才跳级小将

在中国U20女足提前锁定U20女足亚洲杯预选赛第一阶段小组第一并晋级下一阶段比赛后，《足球报》发文对表现出色的欧阳玉环（11号，前排左三）进行了介绍。

继首轮6-0击败菲律宾后，中国U20女足又以同样的比分击败了中国香港U20女足，女青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并晋级下一阶段比赛。前2场比赛均有出色发挥的欧阳玉环，已为女青打进了4个球。

欧阳玉环来自广东05/06女足代表队，在去年的广东省运会女足比赛中，她代表深圳女足参赛，由于发挥出色，被选进省队。广东05/06女足队主教练何伟文表示，欧阳玉环技术比较全面，可塑性比较强，未来可期。据了解，欧阳玉环是深圳市龙岗区青少年业余体校女足从江西萍乡引进的队员，她10岁时第一次接触足球，11岁开始接受正规足球训练，场上位置是前卫或前锋。

2019年，欧阳玉环入选了中国女足U13集训队；2021年2月，她参加了全国U15女足精英训练营，被评定为“希望之星”；2021年3月，她入选了U17女少集训队；2023年1月，她跳级入选U20女青。

2006年3月21日出生的欧阳玉环，还有11天才过17岁生日，也就是说，她只有16岁，以这个年龄踢U20的比赛，实属天才跳级小将。

（德里森）

女神︱西西里莫妮卡·贝鲁奇

“有美一人，婉如清扬”。

莫妮卡·贝鲁奇（Monica Bellucci），1964年9月出生于意大利翁布里亚卡斯泰洛城，著名演员、模特。

她小时候最初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律师。18岁时，莫妮卡进入了佩鲁贾大学学习法律。为了筹措学费，业余时间莫妮卡·贝鲁奇开始做模特。1988年，莫妮卡改变了初衷，退学前往米兰，签约于精锐模特管理公司（Elite Model Management），正式进入模特界。

代表作品：非常公寓、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狼族盟约、不可撤销、黑客帝国等等。

许多中国观众对她熟知，基本源自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她在电影中饰演女主角“玛莲娜”，电影中，玛莲娜是一位风情万种的风韵少妇，独居在西西里的小镇，备受男人们的钦慕。《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并非一个浪漫的桃色故事，而是让人感到压抑窒息的血泪控诉状。而这样的西西里在现实中必然不止一个。影片深刻地揭露了群体谣言和荡妇羞辱是如何毁掉一个曼妙女子，在一个人云亦云的社会里，独善其身真的难上加难。或许每一个沉默者都是一场集体屠杀里的帮凶。若连一个女人的美，都成了不可饶恕的原罪，才是大环境真正的悲哀。

当美成为原罪，人性之恶一览无余。

莫妮卡·贝鲁奇的经历，和电影中的“玛莲娜”有些相似，她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所以走到哪里都备受瞩目，因此，她还被小镇上的人指指点点。进入演艺圈之后，莫妮卡·贝鲁奇一路披荆斩棘，成了不少影迷心中的顶级女神，也是不少导演的灵感缪斯。她的长相颇具有古典美，眼神也十分多变，时而诱惑，时而坚毅， 时而暧昧。

年轻时颠倒众生，摇曳生姿，步入中老年依旧风韵犹存，举手投足间的风情不减当年，难怪莫妮卡·贝鲁奇会被冠上“地球球花”的称号啊。

不过，如此美貌的女孩，感情生活却是如此简单。在拍摄《非常公寓》期间，她结识了文森特·卡索，两人后来成为恋人。三年后，两人走入婚姻殿堂。婚姻期间，莫妮卡于2004年和2010年分别生下女儿德娃和莱奥尼 。不过，由于两人聚少离多，又身处复杂的娱乐圈，丈夫也婚内出轨了。两性关系确实是世界上最不可靠的关系。对方究竟会不会对你忠诚，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你们亲密关系的深浅、对方的人品等。有的人运气好，能够遇到好的爱情，有的人运气不好，一辈子也遇不到。

就算像莫妮卡·贝鲁奇一样美丽的女人，不幸运，也没能遇到一个对她忠诚的男人。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不要把幸福寄托在爱情上，对于一个女性来说，独立和自信才是最重要的。就如同莫妮卡·贝鲁奇一样，离婚之后依然过得很好，不乏追求者，事业蒸蒸日上，两个女儿也出落得美貌无比。两个女儿也开始借杂志出道，一出道就惊艳众人。不得不说，基因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女儿无疑也继承了她的美貌。

如今，她虽然年岁已大，但依然风韵犹存。不得不说，一个女性要想过得好，与婚姻和爱情是没有关系的，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你的独立性。

“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独立的女性，能够自己治愈心灵受到的伤害，能够在容颜逝去之后依然美丽，能够在爱别人的行动中，收获被爱。

对于自己的美丽，莫妮卡·贝鲁奇有极其清醒的认识，她用王尔德的哲言告诫自己:

"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东西来让人对你保持兴趣，那美丽也就是5分钟的事。 ”

感动女排精神，重温里约神话，星耀征途三部曲收视率节节攀升

最近一周，除了男女排在世界联赛的征战外，中国排坛的另一个焦点就是CCTV5播出的一档特别节目——纪录片《星耀征途——中国女排里约夺冠记》。从5月29日到31日，CCTV5连续三天在黄金时间播出，这总共三集的节目，令不少网友为之泪目。

这部纪录片，以中国女排里约奥运会最后三场大战为故事线，运用套层叙事结构，讲述了中国女排在郎平和她的教练团队带领下，在里约历尽艰辛夺得冠军的感人故事。

曾经出品多部佳作的央视《体育人间》纪录片团队，在大半年时间里做了大量的调研，文案几经修改。他们细致梳理了这些年中国女排的发展脉络，辗转12个省市的几十个拍摄地点，回访了里约冠军团队的全部12名队员、七位教练，以及排球圈内外各种相关人物，拍摄了将近10个TB的素材，下载的素材量更是超过3000分钟，涵盖了中国女排从第一块奥运金牌至今长达34年间的各种历史资料，工程可谓浩大。

节目组采访了郎导以及其他女排夺冠成员，让她们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还原在球场内外的经历、所感和所想，重温里约荣耀时刻。经过多次头脑风暴，编导团队最终确定以里约最后三场大战为背景，讲述女排这段不凡的奋斗故事，三集分别取名为《逆战》、《绝战》和《决战》。进入后期编辑阶段，编导完全突破以往的线性编辑手法，力求通过快速转换时空，用节奏带出比赛的关键和紧张，提高整个片子的观看温度。

片子播出的效果果然非同凡响，三集收视率节节攀升。来自央视的资料显示，第一集收视率为0.43，第二集0.51，第三集0.6，作为一档专题节目来说是非常可观的战绩。其中的不少细节，从当事人口中讲出来，令人耳目一新又感动不已：里约周期对“朱袁张”的悉心培养，郎导在打巴西前给朱婷的微信，魏秋月、徐云丽、惠若琪、杨方旭等人和伤病的不屈抗争，魏秋月婚礼时郎导在台上的哽咽……

网友们看了节目后反映强烈：“看几遍都看不够的纪录片，好棒！”“看完泪目，终于知道什么是拼搏。”“我的童年和青春有你们奋斗坚强的身影！”“每一集都看得满眼泪花。”“这个片子拍得真好，兼顾了很多默默奉献的队员、教练、助教……胜利属于这个团体，每一个人都算数！”

不少观众看了后则觉得意犹未尽，觉得片子太短看得不过瘾。相信未来随着中国女排继续向巅峰迈进，对她们拼搏和荣耀时刻的记录会越来越多，并成为永恒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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