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规训

什么叫规训

规训 discipline

1975年，福柯的名著《规训与惩罚》出版。该书的法文名为Surveilleretpunir，直译为《监视与惩罚》，但是福柯将其英文名改为Disciplineand Punish，于是discipline作为一个新术语出现了。虽然discipline并不是新词，在英文中也拥有大量的释义，如纪律、教育、训练、训诫等等，但是福柯赋予它特殊的政治学意涵，刘北成等译者“杜撰”出一个新词“规训”，以表达出“规范化训练”的意思。

作为一个新术语，“规训”一词提出的时间很短暂；但是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规训”有着漫长的历史。在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权力的施用方式发生了一些特殊的变化，而规训便是这些变化的重要产物之一。我们试图沿着权力的藤蔓对规训的发生和发展作简单的考察，所要解答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规训作为一种新型权力运作方式是如何出现的?规训的方式是什么?针对个人的规训方式和针对社会的规训方式有何不同的表现和意义?随着现代政治的发展，作为一种权力技术的规训在法律—政治社会中的角色是什么?这种角色是如何进行定位的?法律—政治社会中的规训如何表现出更大的扩展性?

规训的诞生：惩罚方式的变革和对象的转移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规训并不是近代政治革新中出现的新型权力技术，而是权力一贯的本质表现之一，它几乎伴随着权力的诞生而出现。规训原本由“惩罚”引申而来，在某些现代学者眼里虽被视为一种新型的惩罚方式(确切地说应该是新型的奖惩方式)，但是在惩罚的古典意义甚至是古代意义之中，规训式的权力运作从未停止。因为，只要“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那么这种人体就是“被操纵、被改造、被规训的”。所以，惩罚可以被视为一种原生性的规训方式。虽然惩罚不能建立起完善的“规范化”体系，也不能达到“训练”的目的，但是在惩罚方式的变革和对象的转移中孕育了规训的萌芽，并且最终营造了一种现代性的规训形态。

在惩罚的历史中，公开和残酷的刑罚曾盛极一时，但后来它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直至为新型惩罚手段取代：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刑罚场面被不公开的监狱或者监管场所所替代，而那些直接作用于犯人肉体的刑具也被各种严格的规章制度所置换。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刑罚理论的对立：“报应论”和“预防论”。前者认为，“刑罚之所以应该存在，原因不在于惩罚可以带来有益于社会的结果，而在于作为刑罚之前提的犯罪是一种道德上或法律上错误的行为”；而后者则认为，“刑罚之所以应该存在，不是因为惩罚本身具有某种值得追求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它具有服务于有益于社会的目的的工具价值”。但无论惩罚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们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人的肉体。这种“政治肉体”被“看做是一组物质因素和技术，它们作为武器、中继器、传达路径和支持手段为权力和知识关系服务，而那种权力和知识关系则通过把人的肉体变成认识对象来干预和征服人的肉体”。简而言之，惩罚的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演变主要是因为“知识不断在创造新的(经济、政治、军事或文化上的)权力形态”。

惩罚并不是作用到人的肉体后便戛然而止，它还通过监视和强制的方法塑造人的灵魂———此处的灵魂不是“一种幻觉或一种意识形态效应”，“它本身就是权力驾驭肉体的一个因素。这个灵魂是一种权力解剖学的效应和工具；这个灵魂就是肉体的监狱”。惩罚由此演变成一种通过惩罚肉体而实现精神约束的方式，这种方式在消灭了公开暴刑的现代政治社会被进一步表述为规训。因为规训权力的拥有者是握有社会主流话语权的各类组织，因此规训可被看做是对两种刑罚理论有选择性的综合：它不仅负担着道德和法律的双重责任，同时还是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

福柯对“权力—意识形态”的政治模式提出了有些偏激的非议，认为惩罚方式和法律制度并没有必要的或者至高的关联。他认为古典时期那些残暴的公开刑罚不是法律精神的表现，“这种权力无须说明它为什么要推行贯彻法律，但是应该展示谁是它的敌人并向他们显示自己释放出来的可怕力量。这种权力在没有持续性监督的情况下力图用其独特的表现场面来恢复自己的效应。这种权力正是通过将自己展示为‘至上权力’的仪式而获得新的能量”。的确，这些刑罚展现了王权至上的一面，但它们并没有和古典法律的内在精神相背离，它们是一种具有预防意义的“重刑威吓”的刑罚方式，一方面“完成了由将刑罚视为对犯罪的单纯的机械反动向将刑罚作为对犯罪的积极的遏制手段的转变”，“另一方面，重刑威吓蕴涵着对刑罚的效果的追求，将刑罚的效果与刑罚的运用相联系，较之只求惩罚不求效果的同害报复，其进步性不言而喻”。我们认为，规训在作用于个体肉体和精神的同时，并没有丝毫脱离社会法律或者习俗等秩序，后者对规训得以实现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惩罚方式也发生了相似的变化，而且这个过程在传统政治历史中就单独进行过。吕思勉在总结中国古代法律进化的表现时得出的五个结论之一便是“刑罚自残酷而趋宽仁”。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刑罚已经实现了近代西方那样的惩罚方式的变化，事实上，它同样可以被纳入福柯的规训体系。因为中国古代的刑罚虽然呈现出“去残暴”的特征，但是并没有完全放弃对肉体的公开惩罚，这只是证明惩罚方式的变革并不是政治制度发生彻底的变化时才会出现，它本身便是历史进步的产物。中国古代“出于礼而入于刑”的观念认为礼先于刑而存在，作为一种社会习惯的礼已经具有了福柯所言的规训的原始意义，因为它不仅是一种“规范化”的社会习俗，同时也对人肉体和精神同时进行约束和教育。这种中国古代的规训“萌芽”甚至具有了反肉体刑罚的一面———“不教而杀谓之虐”，同时，中国古代刑罚中一直都有着“身心合一”的惩罚方向，例如李悝的《法经》中禁止道路拾遗，违者要受刖刑，因为拾遗是“盗心”的表现。在中国漫长的律法演进历史中，在社会的惩罚体系里(包括法律的或者非法律的)，规训一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在公开的肉体惩罚被逐渐从法律体系和社会其他秩序之中剔除后，近现代意义上的规训显现出了丰满的面容。虽然监狱、医院和学校等等机构并不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但是这些机构不断地构建新型的管理机制。这些发挥规训作用的体制能够出现，一方面源于社会知识发展对权力运作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源于政治民主化在个体权利和社会秩序两个层面上所作的巨大贡献。

规训的方式：个体规训和社会规训

按照规训对象的不同，可以将规训分成两类：个体规训和社会规训。个体规训主要针对单个的人，把人的肉体视为可分割的东西来对待，使用不同的方式对人体进行“分别处理”。它通过各种操练仪式驯化人的各种力量，并且强加给这些力量以驯服—功利关系，“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

作为一种惩罚技术，规训通过多个子技术得以实现，包括空间控制、时间控制、行为控制和力量控制等。空间控制是指规训必须在一个封闭的场所中进行，包括监狱、修道院、学校或者工厂等。在这个大的封闭空间里个人又被限制在内部的小空间中，通过对制定位置的控制便可实现对个体的控制。同时该封闭空间中存在多个功能性的相对独立的空间，不仅满足机构内部多元化的功能实现，同时也能够对规训对象更加方便地进行监督和评估。时间控制是指对规训对象的具体行为的时间长短加以规定，以将各个不同部分的身体单位纳入统一的可控制的框架之内，这样肉体就被约束在有目的性的姿态之上。行为控制是指按照规定的时间强行分解规训对象的行为，并进行定向操练。这种操练“被用来更经济地利用人生的时间，通过一种有形的形式来积累时间，并通过以这种方式安排的时间的中介行使统治的权力。操练变成了有关肉体和时间的政治技术中的一个因素”。力量控制是在连续不断的规训过程中将个体的力量“组织起来，以期获得一种高效率的机制”。它将个体占据的位置、涵盖的间隔、规律性和良好秩序视为主要变量，通过不同方式的组合实现控制效果的最优化。

这几种规训技术实际上是科学管理时代的个人控制技术，主要通过对个人身体的功利性时空分配完成对个体的管理，以促使个体的行为实现最高的效率。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人体机械论在社会生产中越发显得捉襟见肘，从而在对个体的规训上又出现了新的规训技术，这种技术 牢固的绳索，绑缚着被统治者。

就对个人的意义而言，法律是个人让渡自己权利的约定，接受让渡的主体是国家。在国家产生的同时，一个权力机构也随之诞生，由它来操作法律的各项条款，对违反者进行惩罚。惩罚具有多重含义，“惩罚所要防止的是国家所维护的权利制度的参与者对这个制度的侵犯，因此包含在对惩罚的改造与报复两方面作用……也包含在它的威慑作用之中”。同时法律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费希特(Johann.G.Fichter)认为，“公民契约已经达成协议：在缺少共同意识，缺少所有的人的意志的情况下，宪法不应加以修改；所有的人都已经向每个人作出承诺，未经每个人的特别同意，他们将不修改宪法”。所以法律结合了惯例(传统)后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约束力，社会和国家“由宪法及传统结合在一起，宪法与传统强调彼此的义务以及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利。宪法、法律与传统亦规定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权利”。传统或者惯例作为一种控制社会的方式主要是以“礼”或者“道德”的角色出现的，涂尔干(E.Durkheim)以“制裁”一词将法律和道德统合在一起，在他看来，“制裁就是所有道德规范的基本要素”，“以制裁为参照，我们就能够确定所有法律和道德的规范”，而且这种规范“来源于我们天生的人性，或者是我们发现与我们自身有关的其他人所具有的天生的人性”。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在近代政治体制中的严格意义上的规训出现之前，法律作为一种宏观的具有规训功能的权力技术存在着，同时在其自身的构建中也出现了“反规训”的特征。

在近现代法律地位的重新界定中，法律意识不断发生着变化。法律意识变化的第一阶段是法学家们达成的。为了使法律获得更为本原的权威，使初步觉醒的平民权利意识仍然由法律这一平和而坚韧的规范所约束，法学家们将法律的终极来源追溯到自然法，认为人间法律与“天”、与“自然”这一最为正义公平的秩序联系在一起，被统治者对国家法律的遵从是出于对自然法和对人类至善的尊敬。同时法律偶尔对权力阶层的个别反叛者的惩罚在表象上显现为法律作为自然法的延伸和发扬，具有相当的公正性。这种法律首次被赋予了真正的“平等”的含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认为古代法律中虽然存在着众多平等要求，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渗透进法律的应用层)。

法律意识变化的第二阶段是由一批法学家和启蒙主义学者完成的，契约论是其中主导性的观念。格老秀斯最早提出完整意义上的契约观念，并得到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阐发，使法律不仅作为单纯的统治工具，而且也成为社会自我管理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于是法律完成了“反规训”的角色定位，这尤其体现在对规训对象的保护上。在规训中，诸如儿童、病人、精神病患者或者其他“不正常的人”以及罪犯是既定的被训练对象，但是在法律中他们却获得了平等的被保护权，虽然这种权利在某些时候相对于规训还很薄弱，但它们毕竟存在着，而且越发得到肯定。正如卢梭所言：“政治由于有了法律，自由才能产生。”对各种层面上的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宽容成为现代法律甚至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和判断标准，即使是规训机制发挥最大作用的监狱也没有能够脱离这种潮流的冲击。例如，在美国的监狱发展史上，犯人们最终“取得了进入法院的大门”，不仅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而且也获得了为权利辩护的机会；对于国家而言，则经由这种法律保护体现出了“在宪法和这个国家的囚犯之间没有被拉上的铁幕”。

随着现代政治的发展，在法律和纪律之外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机制，那就是我们所言的市民社会或者公共领域的机制。这种机制既不似法律那样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能够通过国家暴力的支持同时行使规训和保护的职责，也不似纪律那样以个体的肉体和精神对权力对象，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对身体进行驯化。它最大的特征在于能够在一定的自主领域中保持个人的独立性，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自治的机制给市民意见赋予了强制性的权力，使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对现存的惯例实施任何它认为正确的改革。”这种可以被视为一定程度上的“反法律”和“反纪律”的机制，同样也是政治社会的权力应用技术之一，只是这种技术恰恰用来处理或调整现代权力的两种预设：法律意义上的全体平等，或者纪律意义上的先天不平等。

选自《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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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尔柱帝国军队中，步弓兵的选拔和训练制度是怎样的

文 | 文晓书生

引言

塞尔柱帝国的步弓兵以其擅长骑射和奇袭而著称，他们在战争中经常采取游击战术，快速移动和袭击敌人，然后迅速撤退，这种灵活性和机动性让步弓兵在征战中占据优势，尤其是在面对规模更大、装备更重的敌军时。

步弓兵通常装备长弓和弯刀，既可以远程射击，又可以在近战中展现出色的战斗力，他们训练有素，擅长骑马，并经常使用奇袭战术，以迅猛的速度出现在敌人的意想不到的地方，使敌人陷入混乱，步弓兵还广泛运用了火箭和火药武器，这些战术和技术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塞尔柱帝国位于中亚和西亚交汇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与周边各种文明有着广泛的接触。在帝国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塞尔柱人与波斯、拜占庭、阿拉伯和突厥等文明产生了接触和交流。这些接触不仅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产生影响，也影响了军事战略和战术。

从波斯文明中，塞尔柱帝国步弓兵学习了许多有关骑射和游击战术的技能。波斯的弓箭手以其出色的骑射技能而闻名，并且熟练运用长弓。这些技能对于塞尔柱帝国步弓兵的训练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阿拉伯文明对塞尔柱帝国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阿拉伯军队擅长骑兵战术，善于采取奇袭和速战速决的战术。这些战术在塞尔柱帝国步弓兵的战争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塞尔柱帝国并不是封闭的，他们勇于吸收来自其他文明的战争理念和技术。

在与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中，他们从拜占庭人那里学习了许多城市围攻和防御的战争技术。这些知识使得塞尔柱帝国在征服和控制城市方面更加得心应手。塞尔柱帝国还从中国和印度等东方文明中吸收了许多先进的军事技术，如火药和火箭。这些技术的引入使得塞尔柱帝国步弓兵在远程火力上获得了显著的改进。

步弓兵作战特点

塞尔柱帝国的步弓兵是一支非常灵活的战斗部队，他们同时兼备了步兵和弓箭手的战斗能力。步弓兵通常装备着强弓和箭矢，也携带有近身格斗的武器。他们的训练着重于步战和骑战的结合，让步弓兵能够在不同的战场环境中发挥优势。步弓兵通常轻装上阵，以增加他们的机动性，从而在战场上迅速移动和转换阵型。

在塞尔柱帝国的军队中，步弓兵是主要的步兵兵种之一，他们通常组成了帝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步弓兵编制在不同时期可能有所变化，但通常按照一定的规模和组织结构进行编制。步弓兵被分配到不同的军团或师，根据任务需求和战场情况进行部署。

塞尔柱帝国的军队拥有严密的指挥结构。军事职位通常按照军团、师、旅、团、队等层级划分。步弓兵作为主力兵种，拥有自己的指挥官层级。在大规模战争中，步弓兵可能由一位统帅或将领指挥，而在较小的战斗单位中，可能由更低级别的指挥官领导。

塞尔柱帝国的步弓兵训练十分严格和细致。在军队中，他们经常进行长时间的训练，以熟悉各种战斗技巧和战术。步弓兵的训练包括弓术、近战格斗技能、队形训练、战场机动等内容。他们还接受心理训练，以保持在战场上的冷静和勇气。

步弓兵的装备主要包括强弓和箭矢，通常还会携带弩、长矛、刀等近战武器。步弓兵的弓箭通常由精良的工匠制造，以确保在战斗中的稳定性和射程。在一些重要战役中，步弓兵可能还会配备盔甲和护甲，以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的攻击。

在塞尔柱帝国的军队中，步弓兵通常与骑兵、重装步兵等其他兵种形成战斗编制。他们经常在战场上与其他兵种协同作战，发挥各自的优势。步弓兵通常负责远程攻击和掩护，而骑兵等其他兵种则负责突击和近战。

塞尔柱帝国在军事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步弓兵在战斗中也逐渐运用一些科技手段，例如采用地形优势、利用防御工事等，来增强其作战能力。另外，他们在工程技术方面的进步也有助于提高军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塞尔柱帝国在其兴盛时期进行了多次扩张战争，步弓兵作为主要的战斗力量，参与了这些重要战役。

他们在对东罗马帝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公元7世纪初期，塞尔柱帝国的第二任皇帝霍斯劳一世发起了对东罗马帝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步弓兵在这场战争中展现出了他们独特的战斗技巧。

步弓兵通常在战斗前线形成弓箭阵，远程射击敌人，使用精准的箭矢攻击敌军。在战斗中，步弓兵会频繁地变换阵型，以躲避敌方的进攻并寻找最佳的射击位置。他们熟练地运用地形，利用山丘、丛林和河流等地理特点，以增加他们的掩护和机动性。

与此步弓兵还掌握着一些伏击和埋伏战术。他们经常在战斗中采取伪装手段，隐藏于地形之中，等待着敌人的接近。一旦敌军进入射程，步弓兵就会突然展开火力，造成敌人混乱，并为其他兵种的冲锋创造机会。

塞尔柱帝国对步弓兵的选拔非常严格，他们致力于挑选身体强健、技艺高超、忠诚而勇敢的士兵。步弓兵需要在身体条件上达到一定标准，以确保他们能够在艰苦的战场环境中坚持战斗。选拔官会对士兵的身高、体重、健康状况等进行仔细考察，并要求他们通过体能测试，如长时间的跑步、爬坡和举重等，以确保他们在战斗中有足够的耐力和灵活性。

步弓兵最为擅长的就是远程射击，因此在选拔过程中，他们必须通过严格的射击技能测试。这些测试通常包括不同距离和不同目标的射击，以测试士兵的准确性和反应速度。只有那些能够准确命中目标的士兵才有资格成为步弓兵。

在选拔过程中，军官们还会评估士兵的战斗技能，包括近战格斗、防御和战术知识。步弓兵需要具备出色的近战能力，以备不时之需。

在塞尔柱帝国军队中，忠诚度和纪律至关重要。步弓兵不仅需要忠于君主和国家，还需要服从军队纪律，听从上级指挥。选拔官会对士兵的忠诚度和纪律进行严格的考察，以确保步弓兵在战场上能够保持高度的团结和战斗力。

塞尔柱帝国步弓兵训练制度

步弓兵在入伍后将接受严格的基础军事训练，包括队列训练、军事礼仪、战术训练等。这些训练旨在培养士兵的军事素养和战斗技能，以确保他们在战场上能够有效地执行任务。步弓兵的射击训练是他们训练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会进行长时间的射击训练，以提高准确性和射击速度。步弓兵通常使用复合弓或长弓，并且需要在各种环境条件下进行射击，以适应不同的战场情况。在步弓兵的训练中，战术训练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会进行各种战场模拟训练，以应对不同的敌人和战术。这些模拟训练可以帮助步弓兵更好地理解战场环境，并提高他们在战场上的适应能力。

为了保持高度的战斗素质，步弓兵进行定期的身体训练，包括体能训练、格斗训练和耐力训练等。他们需要具备较高的体力和耐力，以便在长时间的战斗中保持持续的战斗力。步弓兵在战时将进行频繁的演习和实战训练。通过实际参与战争，他们可以不断地积累经验，并且更好地了解战争的本质。这些实战经验对于提高战斗素质和战争技能至关重要。

在塞尔柱帝国军队中，经验的传承非常重要。资深的步弓兵会将他们在战场上的经验和技巧传授给新兵，帮助他们更快地成长为出色的战士。这种经验传承有助于保持步弓兵战斗素质的持续提高和战争技能的传承。

塞尔柱帝国建立了专门的军事学院和培训中心，用于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官和教官。这些学院和培训中心提供系统化的军事教育和培训，使步弓兵能够学习先进的战争理论和战术，并获得更高级别的指挥技能。通过这些学院的学习，步弓兵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战争素养，保持在战场上的竞争力。

结论

塞尔柱帝国步弓兵的选拔和训练制度严谨而高效，使得他们能够保持高度的战斗素质和战争技能。选拔制度确保了步弓兵的身体素质和技能达到标准，而训练制度则通过丰富多样的训练项目，培养了他们的战斗意志、战术技能和团队协作能力。

步弓兵在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出色表现为塞尔柱帝国的战争征服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卡塔日娜·米诺拉里，《欧洲中世纪军事》

艾琳·汤普森，《中世纪骑士与步弓兵》

史蒂文·扎克，《中世纪欧洲的军事变革与弓箭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