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第三路的坚守与对决

2023-08-22 9:18:21 聚哦游戏 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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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第三路的坚守与对决

抗战时期，在四川成都曾经出现过中国空军的三个指挥机构——航空委员会、中国空军总指挥部和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航空委员会于1939年1月由贵阳迁至成都，于1943年2月再迁至重庆，在成都办公时间为4年零1个月。中国空军总指挥部于1941年4月在成都成立，后来纳入航空委员会，并迁至重庆办公，在成都办公时间为1年零10个月。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于1939年10月由陕西南郑迁至成都，直至抗战结束，是中国空军三大指挥机构中，在成都办公时间最长的机构。

两易其名始设立

七七事变爆发后，为配合陆军作战，中国空军曾拟定《冀北作战计划》。该计划旨在陆军发起会战之初，先以空军主力，奇袭天津、北京丰台等敌陆空根据地，并协同陆军作战。为此，中国空军成立了天津和南苑兩个支队。

按照计划，中国空军自1937年7月下旬即着手充实前线作战部队的飞机，并向前线各机场调派地面工作人员和储备油弹。同时，每日派飞机沿江苏、浙江、山东半岛沿海一带侦察日军动向。

8月11日，中国空军在华北作战的准备工作就绪。但是，因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发生，淞沪形势日趋紧张，大战一触即发。权衡得失之后，中国空军决定变更作战计划，将仅有的一点空军力量全部用于即将开始的淞沪会战。

9月中旬，日军在平汉、津浦路北段发动新一轮进攻。为配合华北地区的中国军队作战，中国空军于9月14日成立北正面支队，由中国空军第6大队大队长陈栖霞任司令，设司令部于太原，以洛阳、西安、南阳、绥德等地机场为后方基地，以太原、太古、临汾、汾阳、长治等地机场为前进机场。其在初期配属的部队为中国空军第7大队、第27中队和第28中队。

9月16日，中国空军第7大队大队长陶佐德率9架“可塞”飞机于上午9点45分自太原出发，于11点45分抵达大同日军阵地上空投弹，拉开中国空军北正面支队对敌作战的序幕。

短短一个半月内，北正面支队所部先后对大同、繁峙、平型关、阳明堡、崞县、原平及平汉铁路沿线的日军进行了12次侦察和42次轰炸，击落敌机3架、击伤1架。其间，中日空军曾在太原上空爆发了一次著名的空战。

9月21日，时值中秋节。凌晨6点，1架敌侦察机飞临太原上空侦察，我2架霍克战斗机升空拦截，敌机遁去。

下午2点，日机分两批空袭太原。第一批为日本陆军航空队第16联队的14架川崎九五式战斗机，第二批为日本陆军航空队第12联队的8架九三式重型轰炸机。中国空军第28中队队长陈其光率7架霍克战斗机升空迎敌。空战中，陈其光击落敌战斗机1架，该机坠于大盂附近，飞行员被当地农民击毙。从这名飞行员的遗物中发现，此人竟是号称日本陆军航空队“驱逐之王”的三轮宽。

是役，中国空军损失也不小。陈其光因受重伤迫降于太原女子中学附近，他驾驶的“7”号战斗机损毁。队员梁定苑阵亡。另外，中国空军第12中队队员雷国来和吴志远分别驾战斗机自太古前往太原维修，途经空战现场，遭敌机围攻，两人阵亡。

11月2日，北正面支队司令部率空军太原总站及所属机关南撤，于6日抵达临汾。中旬，支队司令部奉令移驻洛阳，并改组为中国空军侦察司令部，仍以陈栖霞为司令，指挥北正面支队原辖各部队。

1938年4月中旬，侦察司令部奉航空委员会命令撤销，改设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陈栖霞为首任司令，侦察司令部原工作人员大部分进入新机构继续工作。4月20日，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在西安正式成立，为方便指挥作战，陈栖霞仍率部分工作人员驻守南阳，未去西安上任。

五度迁址多曲折

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成立不久，就参与和指挥辖区内空军部队支援陆军正在进行的徐州会战。

1938年5月10日下午4点50分，陈栖霞奉命抵达周家口，同时到达的还有董明德副大队长率领的第4大队6架苏制E-16战斗机，以及岑泽鎏中队长率领的第17中队8架苏制E-15战斗机。晚上，陈栖霞接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电话，对次日作战任务进行了安排，转即飞往驻马店。

次日早上7点05分，岑泽鎏率8架E-15战斗机，每机携带炸弹4枚，以V字队形自周家口出发，飞蒙城炸敌。抵达目标上空，我机未见敌机拦截，遂降低高度至1000米投弹，予敌以重大打击。董明德率5架E-16战斗机，负责徐州上空的制空任务，驱逐在徐州上空活动的日机，为次日蒋介石亲临徐州担任警戒任务。

5月18日，航空委员会决定集中14架苏制E-15、E-16和美制霍克Ⅲ战斗机，由汉口飞驻马店，归陈栖霞指挥，继续支援徐州会战。

5月20日，陈栖霞下令，由岑泽鎏率10架苏制E-15战斗机，每机携带4枚8公斤炸弹自周家口起飞，前往兰封炸敌。早上6点25分，我机飞抵目标上空，正待降低高度观察目标时，突遭日本陆军寺西战斗机飞行大队的24架战斗机袭击。我机立即将所携炸弹全部投下应战，无奈敌众我寡，且敌机占据了高空优势，结果我机损失惨重，被击落6架飞机，飞行员丘戈、汤威廉、张尚仁、冯汝和、赵茂生等阵亡。飞行员朱均球跳伞后被俘，但他宁死不屈，后壮烈殉国。

同日，由中国空军第5大队第29中队队员谢全和领队，两架霍克Ⅲ战斗机每机携带14公斤炸弹10枚，自驻马店出发，飞仪封炸敌。两机抵达目标上空，未遇敌机拦截，遂对目标下方正在行驶的敌军车队进行俯冲投弹，并安全返航。

8月，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奉令从西安移驻湖北襄阳老河口。此时，因战局发生重大变化，航空委员会对空军各军区、路所属辖区进行了调整，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负责指挥空军第8总站（襄阳）、第11总站（西安）、第14总站（南郑）内的空军各机关、部队对敌作战。

10月初，陈栖霞调离，田曦接任司令官一职。司令部奉令迁驻荆门，不久又移至沙市。11月下旬，司令部再迁至南郑。

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迁至南郑后，其辖区内的部队不是被调走就是处于休整过程，除派机三次轰炸敌占运城机场外，没有开展更多的军事活动。

1939年10月，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奉令迁往成都。

历经打击终挺住

进驻成都前后，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迎来几场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

1939年10月3日上午9点，苏联援华志愿队轰炸机部队的库里申科大队长率9架苏制DB-3重型轰炸机，从成都太平寺机场起飞，于12点40分飞临敌占汉口机场上空投弹。这是一次成功的空中远袭作战。是役，敌海军第1联合航空队司令塚原二四三被炸断右臂，12名士官受重伤，其下属的鹿屋航空队司令大林和其余12人受轻伤，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河、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与5名士官被炸身亡。此外，停留在机场的60架日机被炸毁。

10月14日，苏联援华志愿队再次出击。志愿队分为两个编队，第1编队11架DB-3重型轰炸机，由库里申科率领，第2编队9架DB-3重型轰炸机，由柯兹罗夫率领。两个编队分别于上午8点30分和8点50分，从成都太平寺机场起飞，于11点55分至12点30分之间，飞临目标上空投彈，再次炸毁汉口机场上的敌机60余架，日本空军承认“这是事变以来的最大损失”。但不幸的是，库里申科驾驶受损严重的飞机返航至万县时，迫降在万县下游猫儿沱附近江中。他因无力泅渡遇难，同机轰炸员及射击手泅水上岸获救。

为报复我方这两次空袭行动，日军集中了在汉口的72架轰炸机。由其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号称日本海军“轰炸之王”的奥田喜久司亲自率领，于当年11月4日从汉口直扑成都，企图一举将中国空军在成都的基地全部摧毁。然而，这次长途奔袭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成了奥田喜久司的不归之路。这次战斗，中国空军升空29架战斗机迎敌，击落日机4架，其中包括奥田喜久司乘坐的飞机。中国空军也遭受较大损失：飞行员邓从凯、段文郁阵亡，第17中队队长岑泽鎏负伤;3机被毁、10机中弹、4机迫降，足见当时空战之激烈。

中国空军对日作战短暂的胜利，并没有改变中日力量悬殊的格局。1940年和1941年，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联合实施“101作战计划”“102作战计划”，对我大后方不设防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先后将最新研制的各式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不断投入中国战场。特别是1940年6月日军占领宜昌后，将宜昌作为轰炸我大后方的前进机场，并布置了零式战斗机，专门对付中国空军的战斗机。

日军零式战斗机飞行速度、火力装备、续航能力都大大优于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战斗机。1940年9月13日重庆璧山空战，中国空军的34架苏制E-15和E-16战斗机对阵日军的13架零式战斗机。空战结果，中国空军阵亡10人、伤9人，飞机被毁13架、损伤11架。中国空军被迫将原用于保卫战时首都的所有飞机撤往第3路司令部所辖区域，避免与敌零式战斗机接触，以保存实力。

1941年3月14日，中日空军再次在成都上空对战。中国空军出动31架全新的苏制E-153战斗机，日军则出动12架零式战斗机。中国空军仍然惨败，第5大队大队长黄新瑞、副大队长岑泽鎏，第28中队队长周灵虚等8人阵亡，6人负伤;13机被毁，8机受损。

中国空军被迫采取全面避战策略，一旦敌机来袭，所有飞机只能起飞，飞向更远、更偏僻的机场躲避。中国空军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期。

8月11日，日bYTKl16kESAluaB0sEmluA==军出动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的9架最新研制的一式陆上攻击机，在20架零式战斗机护航下空袭成都。新上任的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司令杨鹤霄下令温江、太平寺、邛崃、双流、凤凰山等机场的轰炸机进行疏散，由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1中队队长陈盛馨率10架E-153战斗机升空拦截。

这是中国空军抗战时期在成都上空最后一次与日军的零式战斗机交手。当天，中国空军实际参加作战的飞机只有6架。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中国空军仍坚持作战、毫不退缩，甚至以死相搏。据日方战史资料记载，被击伤的日机达8架之多。但中国空军的飞机也有4架被击落，飞行员谭卓励、王崇士、黄荣发和欧阳鼎阵亡。

中国空军飞行员姜献祥在1942年底的日记中写道：“回首过去的5年，前后方经常遭到空袭。敌机肆虐之后，军民伤亡惨重，走在市区的街上，看到的尽是血肉、尸首，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残壁断垣，实在是人间一幅最悲惨的画面。自抗战以来，我们以劣势的武器和敌人的精锐作战，大多时间都处于挨打、牺牲的局面，经常甚至必须躲避、疏散。身为空军人员，于公，未尽保卫之责，使军民遭到残酷的杀害;于私，对父母不能尽孝道，对妻、子难以供温饱，这种身心上所受的折磨和煎熬，实在难以用笔墨来形容。”

乾坤扭转迎曙光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空军主力南下。由于兵力空虚，日本空军已无力在大陆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作战。

1942年，中国空军将所属部队全部集中于成都，分批进入驱逐（战斗）、轰炸总队轮训。1月初，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曾派第2大队飞机出击，支援陆军开展的长沙会战。1月下旬，又派第5大队一部驻扎昆明，充实当地的防空力量。并派副司令孙桐岗率第1、第2大队21架飞机至云南沾益，会同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两度出击河内敌空军基地。

3月下旬始，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陆续派战斗机部队分赴昆明和印度等地接收美国新机。9月初，各战斗机部队接收新机后陆续回到成都。10月，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派第3大队进驻重庆，第4大队进驻南郑。

10月24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4中队副队长周志开与分队长杜兆华，各自驾驶1架美制P-43战斗机自双流机场起飞，经南郑机场加油后，沿汉水东飞，在洋县上空击落敌侦察机1架。这是中国空军自换装美制新式战斗机以来，第一次在中国战场上击落日机，也是中国空军在第3路司令部辖区内取得对日空战的第一场胜利。

该年底，中国空军从第3路司令部辖区内的南郑机场频频出击，派机轰炸运城、沙洋、沙市和汉口敌空军基地。美国空军则从第3路司令部辖区内的新津机场出发，先后派机轰炸敌占开滦煤矿及广州、香港敌军事基地。中美空军以第3路司令部辖区内的机场为据点，开始了从空中对日作战的反攻。

进入1943年，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的主要工作除继续训练、接收美制新飞机的部队外，还开始频繁调动部队。其辖区内驻防的中国空军第4、11大队先后调往重庆白市驿机场，第3、5大队又分别从重庆、兰州等地调回成都归还建制。在鄂西、常德会战期间，驻温江机场的第1、第2大队曾多次出击，对敌占宜都、长阳、洋溪、宜昌、聂家河等地进行轰炸。

中原会战期间，该路所辖空军部队于4月21日后集中于南郑机场，不断出击敌运城、永济、新乡机场，压制敌空军势力，完全控制了制空权。会战期间，该路辖区内的空军部队一共出动飞机113架次，击毁敌各种车辆930辆，毙敌8900余人，并击毙或摧毁众多敌马匹、火车头、飞机、大炮和桥梁等。美国陆军第20航空队利用该路辖区内的空军基地，开始对远在华北、东北的日军基地，以及日本本土进行远距离空袭。驻成都的中国空军部队则担负保卫美军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的后方基地的任务，已成强弩之末的日本空军曾在1944年9至12月间，利用夜色掩护，向美军在成都的基地发起七次偷袭，但均被中美空军部队成功击退。

1944年12月19日，日军6架九九式双轻轰炸机利用夜色掩护，侵入新津机场和成都市区上空轰炸。此后，日本空军再无力派机对我大后方进行空袭。

1945年，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指挥辖区内的中国空军第1、第3、第4、第11等各大队部分中队，利用辖区内南郑、安康、西安、恩施等基地全面出击。作战区域涉及敌占区的新乡、许昌、郑州、开封、洛阳、陕县、中牟、石家庄等，以及平汉、津浦、陇海诸铁路，长江流域诸地区运输补给线，并远至汉口、上海、南京各空军基地。

抗战胜利后，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的使命随之结束。

编辑/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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